诗歌与现实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诗歌创作要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社会,这是诗歌界长期以来的强烈呼声。这种声音的出现,主要源自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背景:个人化写作的盛行,让很多诗歌沉迷于琐碎的生活经验之中,诗人由此丧失了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能力,诗歌变成了对生活碎片的简单记录,却无法对时代和社会的总体状况进行言说;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诗歌已经不再居于舆论场域的中心,是否能够通过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让诗歌成为建构情感共同体的媒介;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正在进行伟大的创造实践,精彩的中国故事不断上演,我们的现实生活比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都要精彩、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呼唤那些能够反映时代气象的大诗、史诗。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因此,这种呼唤诗歌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声音,有着诗歌发展内部的必然性。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人认为,诗歌和政治挨得太近了。进而朦胧诗、第三代诗等一代代新诗人站起来,提出了不一样的观念,从关注、表达集体经验,转到关注个人价值、书写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人化写作”、“及物性”也成为了90年代诗学的重要概念,并一直影响至今。如今,我们似乎厌烦了这琐碎的一切,又呼吁要“整体把握时代”。但很显然,这并不是回到原点,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诗人也不一样了,诗人的主体已经严重分化,他们面目各异,有着不同的诗学理念和技法。但无论如何,这必然要求诗人穿过碎片化的现象找到背后的“总体性”。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这的确是不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作家、诗人的宿命。诗人从具体的事物入手,通过完整的诗意呈现,总能够抵达一些共通的经验。比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诗作,从具体的人和事写起,但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当然,“诗人的个体写作”和“诗歌的社会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一再强调,“诗歌要更好地反映现实”,“诗歌要有公共性、社会性”的时候,并非是基于对“个体化写作”的完全否定,而是说,我们目前在诗歌的个性化、个人化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还需要加强。实际上,优秀的诗歌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视角和语言去呈现具有公共性的经验。这正如卢卡奇在《现实主义问题》中说过的:“任何伟大艺术的目标,都要提供这样一幅现实的图像,在那里看不到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因为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汇集成为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传播得比较广的一些诗歌,大都是无意中暗合了某些时代心理的作品。这个时代性是丰富的,它有多重面孔。如果每个诗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抒写好这个时代总体性的每一个侧面,汇总起来,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总体性。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当前诗坛存在很多具有担当意识的诗人,他们关心底层的弱势群体,关注社会的热点事件,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但是,随着热点事件一过,很多诗歌就不再有人去读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为了“介入现实”而“介入现实”,有的诗人把诗歌写得跟新闻报道一样。特别是在当下,网络非常发达,网络浏览代替了实际的生活,很多写作者浏览几条新闻、几张照片就开始写诗了,其诗歌中就会缺乏情感的嵌入和沉淀,也没有什么精神内涵和思想力度。有一次,有一位诗人寄给我一本诗集,恰巧同事也认识这位诗人,就随手拿去翻阅。他看了之后说:“这就是把一段新闻,分行排列就可以了!这我一天能写个几十首!”如果我们的诗歌不能够就现实细节进行诗意提升,就不可能获得更多读者的支持。诗歌介入现实有其独特性,它总是跟现实好像隔了一层,但却能真正抵达现实的本质。这就如同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讲的“诗酒文饭”,诗人要把“粮食”转化为“酒”,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饭”、甚至是还没熟的“米粒”。诗人在创作中要将写作素材进行心灵化、体验化,内化成自己生命的有机部分,然后再用语言将之生动呈现出来。

澳门新葡亰518,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伊格尔顿的这句话鲜明强调,诗人用诗歌来反映现实,终归到底必须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实现。通过喊口号的方式来传达主题、思想,可能看起来很大声、很热闹,但其影响力也会很快消散的。诗人必须依托高超的艺术转化、艺术传达能力,将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出来,进而才有可能冲击广大读者的心灵。因此,在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警惕,有人借此而把诗歌书写变成一种策略写作或社会学层面的庸俗化写作,故作高调、故作姿态。诗歌的社会性,不应该只是从诗歌写作所涉及的题材和作品的数量来考量,还应从诗歌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考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诗歌的社会性被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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